知名茶业培训师陈楚平告诉《环球》杂志记者：“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茶叶的创汇功能特别突出。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外贸形式发生了变化，出口由农产品过渡到轻工业品，茶叶的出口地位开始弱化。而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十年间，中国对茶叶的内需极快提升，在东南沿海以福建为代表的几个省份中，出现一些企业看好内销市场的未来，他们开始以个体‘短、平、快’的形式进军茶业，国有茶企的市场份额被逐步蚕食，最后形成了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新流通格局。”
“虽然市场做活了，但生产力却下降了。企业的规模、效率、品牌都比原来的国营企业差，也同国外经营大面积种植园的企业模式无法抗衡，至今为止没有一个茶企真正走出国门。”陈楚平如此评价。
在原来以计划为指导的出口体系改变后，中国茶的出口呈现产品多样化，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是以价格较低的形象出现。陈楚平分析说，在国外主流市场上，茶叶的价格并不高，而由于认知度低，中国的好茶又无法进入高端市场。与此同时，茶叶的人力成本、种植成本、流通成本等都在提高，这种情况下出口外贸几乎没有利润。再加上中国国内对茶叶的需求量在猛增，因此企业就都选择了将好茶留在国内销售，而将国内低档茶叶拿到国际上去打拼低端市场。
“在某种程度上，并不是企业不想出口，而是局限于几个因素。一是区域政策环境，一些地方政府更愿意本地名茶先满足内需；二是茶叶企业规模小，还在原始积累的阶段，且企业家的人才意识薄弱；三是企业缺乏远见，没有清晰长远的战略规划。”陈楚平说。
中国茶还没有国际话语权
近几年，发达国家规定的茶叶检验项目不断增加，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复杂多变，给中国茶叶出口也带来了压力。
“农残不是问题，”虽然农药残留不时被海外进口商拿出来说事儿，但王庆的结论却下得毫不犹豫，“负责任地说，我们现在的合格率能做到百分之百。”陈楚平也表示，“能形成残留的农药和重金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——不溶于水。农药对茶叶质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，更不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。”
那么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王庆分析说：一方面茶叶产大于销，所以话语权在进口国那里，他们为了压价，就设置了一些绿色壁垒；另一方面，进口国之间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，也设置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检验项目，比如日本的“肯定列表制度”，如果茶农用的是日本的农药，那么茶叶检测结果肯定没有问题，但如果用的是欧盟农药就很难说了；再有，国际上的检测方法和中国不同：国际上用的是干茶检测法（检验叶末），而中国是湿测法（检测茶叶浸出的汤水）；当然，环境污染对茶叶的品质也有影响。
实际上，这些都仅是外部因素，中国茶业更重要的发展瓶颈出自于内部。
一是产业化程度低。中国茶树种植是以农户为主体的小农生产，缺乏集约化、规模化生产，导致茶叶产品较难控制；二是从业人员多（近8000万），但管理分散，且人员素质较低；三是科技化程度低。
王庆告诉记者：“外国茶企都采用机械加工，因此劳动生产率高、生产成本低，由此产品价格的竞争力较强。但中国茶要做名优茶，无法采用这种模式。例如一斤龙井至少要采3万个芽头炒制而成，一个采茶工人要采3万次，人力成本高是造成中国茶价格高的一大原因。企业的加工能力、加工水平和对茶叶的相关研究也都比较弱。”
陈楚平则忧心目前茶界的人才断层。“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茶叶科学研究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，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。一方面，改革开放后，各茶科所开始自谋生路，更多地开始跟企业合作开发产品，进行实用性研究，忽视了基础研究。中国茶企也因为规模较小、公司化程度不高，无法给高校毕业生足够的学习和发展空间；另一方面，英国联合利华（立顿的母公司）每年都在中国各高校的茶学系把最好的学生挑走，给予他们奖学金，让他们进入立顿的科研总部工作。联合利华每年花在茶叶基础研究上的钱就高达360万英镑。”
此外，大品牌缺失的问题无法回避。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与人类对健康生活的追求，全球茶产业正在走向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品牌化，中国茶业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在不断加强。中国应该抢抓机遇，积极进行国际化品牌建设。
“就目前来说，国内品牌做得好的如竹叶青、七彩云南等，服务品牌好的有张一元、吴裕泰、老舍茶馆，产品品牌有贡牌龙井、五云牌信阳毛尖、华祥苑、八马、凤山牌铁观音等等。我们正在努力推中国的名牌茶。”王庆告诉记者。
而标准问题也是中国茶走向海外的一大屏障。“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跟国际脱节的，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，往往别人已经把位置占好了。我们在做绿茶标准，已经做了9年，主要是绿茶产茶国之间的分歧。谁掌握标准，谁就占领市场，这是利益之争。红茶的标准做得早，所以很快就通行世界，而我们现在工作则很难开展。近来，国际会议上还在做几个新的标准，但有些我们不是主导国，因为最早提出做这些标准的不是我们。”王庆说起这些，很是遗憾。 (责任编辑：admin)
